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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不和?

时间:2019-10-09 21:17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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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合伙人人力资源行家采纳数:8550获赞数:86696我爱大连 从未离开向TA提问展开全部有瓜葛。正当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此句语出《诗经·小雅·

  大东》。陈文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关记载——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吃杂煮汁粉。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谈话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月17日,《晨报副镌》同时发表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共同宴请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鲁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约友人茶话,到者有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遏先等,鲁迅也在座。这是郁达夫与周氏兄弟第一次见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邻举行的宴会。席间,爱罗先珂、鲁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邻等合影。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鲁迅、周作人均为该社指导。

  5月10日,周作人与鲁迅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建人,并邀孙伏园。这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欢聚。

  5月14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讲师田边尚雄在北大二院讲《中国古乐之价值》,周作人口译,鲁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等,鲁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报》六十七期发表以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署名“两周氏谈”。

  6月29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北大新潮社,并与李小峰、孙伏园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十一篇,周作人译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但这毕竟透露了一点“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第424页。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6页。那么,这一夜,周作人又有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雨后的八道湾应是安谧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鲁迅向它投去最后一瞥,心里在想什么呢?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行动:搬家,相骂,以至殴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第423页。

  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这里仅能根据有关材料作一点探索。

  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么,鲁迅是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辩解”的宣言中已经暗示:兄弟失和关系着一些“隐秘”而说出来又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的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查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与鲁迅、白小姐一肖中特网站今年地方专项,周作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关人的看法。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

  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②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间接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如果再要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很难说了。尽管前述证人中有不少人偏向于对周作人夫人的谴责,本书作者却愿持更谨慎的态度。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还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我们可以把有关材料排列于下:

  1924年5月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因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

  ,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06页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楼上那两个长篇大论我看了,觉得”活下去真难”回答的似乎更有道理些,而上面那位朋友的论点基本都被他的给驳下去了。

  鲁迅有两个弟弟,周作人小他四岁(1885--1967),周建人小他八岁。日本留学、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鲁迅和周作人同居一处,关系极密。两人年龄接近,可沟通处多。鲁迅是周家此支长子。在中国宗法社会,嫡长子在诸子中享有最高地位,有继承权,父亲去世,长子为家长,诸弟宗之,奉之如父。这种旧习俗,使鲁迅增长大家长心态习气(粗暴踏毁弟弟风筝一事即暴露家长式暴虐心态和专横习气,吩咐作人翻译、建人为他抄书之类亦出自长兄兼家长身份)。一九零六年七月,鲁迅带周作人去日本,二人同居一室。在他指挥下,作人跟他翻译俄国和东欧短篇小说,二人发生冲突。周作人回忆,一九零八年在日本,“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中说曾把小兄弟的风筝,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知堂回想录》“邬波尼沙陀”)可见二十七岁鲁迅粗暴专横的家长习气有多凶。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家长身份另一面,是不可推卸的义务。家庭经济需要长兄尽力时,鲁迅回国谋职,供养母亲,帮助在日本留学的弟弟作人。一九一九年八月,鲁迅在新街口附近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为全家买下一所大宅院,花了三千五百元(修缮费不在内),约合鲁迅一年薪水。十二月,他回乡卖掉绍兴旧居,得千余元,偕母亲鲁瑞、妻子朱安进京,从此和作人、信子一家以及建人住进这所宅院。鲁迅兄弟的家庭结构,沿袭中国宗法大家庭模式,各有妻室的三弟兄不分家,收入放在一起,吃饭在一起。鲁迅和周作人收入优厚,每月工资总收入高达六百元(不算稿酬收入),出门皆坐人力车,实是京城上乘生活水平。

  这种传统家庭模式滋生弊端,吃大锅饭只是其一,不过,经济问题不是兄弟决裂的原因。假如为经济问题决裂,应当由鲁迅提出与作人一家经济分开,这才合乎情理,因为据他说,他嫌作人一家花钱如流水,而不是作人一家嫌鲁迅花钱大手大脚。从经济考虑,对这个往家挣钱却少花钱的哥哥,岂有断臂决裂之理?即使周作人想从经济上分家,也绝不至断绝关系。研究者们把周鲁决裂解释为经济原因,站不住脚。是人性弱点,有哪些国内好玩的三日游旅游线路?,导致这个大家庭解体。

  周作人与鲁迅决裂,发生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八日。七月三日,二人同去东安市场。七月十四日,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寥寥数字,透露这个大家庭发生异常事。鲁迅性格得理不饶人,且喜絮絮责人,独对此事一生缄默。周作人同日日记,没有记载。

  七月十五日,作人日记:“□□子病。池上来诊。”七月十六日记:“池上来疹。迟睡。”七月十七日记:“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七月《小说月报》收到。得玄同函。”七月十七日,周作人得知实情。他后来承认,此日日记还有大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决裂原因,后来“用剪刀剪去了”(《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经过一夜思考,心情由震惊、愤怒转而平静,他对鲁迅性格的了解,使他不能以沉默听之任之,他要给这位多年来一直自恃兄长和家长的人一个显示自己人格尊严的明确信息。

  鲁迅日记对此一字没有。他在躲避此事。倘是钱财问题,必写也。日记不是给人看的,而是写出给自己解气。然而,性喜负气的鲁迅却一字未写。

  七月十八日,周作人态度冷静,似带悲悯,给其兄写一短信,十九日上午面交鲁迅。此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言简意赅,内容有三:一、你的行为,我已知道;二、我宽容你,不想责难;三、今后自重,勿来我家。

  “鲁迅先生”,口气如对客人,小弟与大家长兼长兄之间关系完全扯平;以先生称,口吻已是对路人态度。

  删节号“——”,表示那些我已知道、你更明白、不必再披露、以免彼此丢脸的事。

  “不想责谁”,这里的谁,既可暗指鲁迅,又可含有不是一人单方面事,至少牵涉两方。以作人洞悉人性的目光,自然知道这类事复杂,若想搞清细节,无异再辱一次。此删节号“——”,表示有许多话不必说了吧。

  “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取俯瞰姿态,带一种无奈的悲悯,人是可怜的。周作人懂动物学、爱理斯性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人性之种种欲望及心理变态表现,了然于心。这话亦包括自己,他是受辱一方,亦可怜也。所谓“人间”,即人,鲁迅一九零七年写于日本的《人之历史》原题为《人间之历史》,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亦指出“人”的原文,在日文是“人间”。

  周作人对人的卑渺性、可怜性的认识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悯,从他二十岁日记已露思想端倪,一九零五年,甲辰年二月十七日日记:“天下无真是非,以习见与不习见为断。”这一观点,可能与三十年后他投降日本人时的思考和行为相通。下面数语,见识胜过其兄:“以一己之所是非,而以是非人者,非妄人则老学究也。”“世人吾曹觉其可恶,则今见其可悲,茫茫大陆,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基于这种对人类可恶复可怜而生的悲悯,遥接十八年后与其兄一纸断交时持的悲悯不究态度,正是这“可怜人”观念。

  “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可知此事对他以前的美好希望是毁灭性打击。他以前对人,对兄弟亲情,抱有美好信任之情,对棠棣之华、燕尔共居生活抱美好愿望。不料蔷薇梦不敌丑现实。作人本是手不释卷、目不窥园的书生,不料后院出丑,美梦原是虚幻。

  “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虚幻被事实粉碎,才知丑陋人生真面。所谓“真的人生”,是对丑恶的讥讽。他告诉鲁迅,此事使他对人和人生的理解由蔷薇梦落到残酷人生现实。

  “重新入新的生活”,他对鲁迅、对人生、对大家庭生活持的看法根本转变,因此决定从此换一种思维、环境和态度,开始另一种生活。这里暗示与其兄决裂,走自己的路。

  “不要再到后院来”,此话明确告诉鲁迅,不要再进我的后院,那对你是禁区;也透露以前鲁迅常到后院作人家,或许问题正出在这里。周作人在保卫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强调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不许鲁迅插足。这暗示,鲁迅已涉足周作人的家庭和权利。

  “愿你安心,自重”,显然深知其兄心性狭小多疑,必至寝食不安,焦虑异常,因此奉劝他勿多心、勿自扰。“自重”一语的反义是轻贱不知自重,可知鲁迅所为之严重。

  与鲁迅决裂,是三十八岁的周作人做出的断然选择。这是弟兄亲情的决裂,更是文化的决裂,人生道路的决裂。他从大家长阴影笼罩和□缠下解脱出来,开始个性和家庭的独立,享受心灵的轻松,进入自由意志的宁静生活和写作状态。

  周作人此信,并无赶鲁迅出八道湾之意,不过在大院中把属于自己小家庭的地域划清楚,不许鲁迅再涉足。脾气执拗如鲁迅者,也不是那么容易被赶走的,况且这房产有他一份,如果不是他自己内急心虚,迫不及待摆脱尴尬窘境,谁赶得走这位大家长呢?

  鲁迅从冷漠无语的作人手里接过决裂信,态度消极,默然接受,而不强辩,与跟人笔斗那种不依不饶痛骂缠搅的态度迥异。五天前,他已独自就餐。这个大家庭已濒崩解。他囚于书房,蔫萎了。五天来,他一篇小文没写。他性格锱铢必较、有仇必报、决不宽容,常常强词夺理,却对此事缄默。也许,这五天的尴尬、羞辱、默饮苦酒的无奈,成为此后对他人、对社会疯狂发泄和无情报复的内心驱力之一。迁怒他人和社会,是他对个人耻辱和失败感的补偿方式。

  鲁迅日记所谓“邀欲问之”,不过是出于面子勉强作态。他若觉得冤枉,真想澄清,同住一个大院,何必让别人去邀,不自己去谈?作人不来,何不修书与之,滔滔辩之,以表清白?为何默忍青蝇点粪之污,卞和璞玉之冤,刀笔顿失滔滔?为何一声不吭、偷偷搬走?

  七月廿六日,即收到周作人信一周后,四十三岁的鲁迅去西四砖塔胡同看房。八月二日,他携妻子朱安,离开住了四年的八道湾大院,搬入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小院。这是鲁迅对周作人信采取的唯一应对办法,即“走为上计”。他思前想后,以为这是息事宁人、摆脱尴尬窘境的唯一选择。

  十三年后,鲁迅死前给母亲信,却说“被八道湾赶出”(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离开八道湾、离开北京、厦门、广州,他都说是被迫害。

  周建人《略谈鲁迅》这样说:“关于他们为什么决裂,鲁迅没对我说过,周作人写信也没有提起,后来我也没有问过他们,许广平也没有提起过。”鲁迅的母亲也不知原因。此后,鲁迅小心躲避周作人文锋(例如周作人写《破脚骨》《老人的胡闹》等文对鲁迅旁敲侧击),对之退避三舍。

  或者可以说,鲁迅被阴影纠缠,开始回想往事,探索本我,有所反省。例如《野草》中的《风筝》,就是一个变相的道歉;小说《弟兄》也是对黑暗中蠢动的潜意识欲望做的自我省视。

  鲁迅自逐,出于内急,非外迫也。他携妻自逐,标志这个大家庭从此崩解,弟兄二人分道扬镳。这一结果,对二人心灵、情绪和性格之影响截然不同。周作人理直气壮、安之若素,闭门读书、写作不辍;鲁迅愈发仇恨人间和社会,混斗文坛,把各种闷气倾泻他人身上,卷入女师大风波(与许广平有关)、与文坛多人轻启衅端,缺乏理性论辩、著眼攻击人身,好勇而斗狠,可能皆与满腹闷气有关。又如他起了个笔名“宴之敖”,古怪得像他的复仇小说《铸剑》中的歌,这笔名意思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宴字三部分表示家、日、女,敖字表示出、放。他文字刻毒、鼓吹流血革命和至死衔恨报复,或许可以解释。

  周作人不肯透露真相,是为自尊,不愿家丑外扬,面子不好看。不过,从《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中的一点说明,可以看出,假如鲁迅不认帐,和他纠缠,他会回击。鲁迅不“说明”或“辩诬”,自知此弟性格,他读懂决裂信,作人劝他自重。一个不愿斗,一个不敢斗。后人为鲁迅辩解,实属徒劳。

  周作人对此事冷处理,亦有这一考虑:“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回想录》“不辩解说〈上〉”)

  他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著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同上)

  周作人晚年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回想录》“不辩解说〈下〉”)。

  周作人知道人性恶,对其兄心性及刻毒报复心,知之更深。他在《知堂回想录》“在病院中”指出:“鲁迅平日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对于任何人有什么情面”;在“不辩解说〈下〉”中,他讥刺地揭露鲁迅的仇恨、暴戾和刻毒:“(鲁迅)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

  关于周作人鲁迅弟兄决裂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经济”或“金钱”说,一种是“听信谗言”或“弟兄误会”说。这些说法都回避决裂的真实原因。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文,持经济说和金钱说。这观点来自鲁迅自辩。鲁迅对她说:“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日本人,名叫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此言令人纳闷,一则与周作人决裂信所言事,风马牛不相及;再则若纯属经济和金钱问题,很简单,以“亲兄弟、明算帐”态度,分开过就是了;又则,鲁迅的说法夸张,如果信子挥霍,有病总请日本医生(鲁迅生病也看日本医生),那么作人和信子出于经济考虑也不会跟鲁迅决裂,那不是把摇钱树赶走了么?

  许广平曾引述鲁迅的自辩,鲁迅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时,我为你们而回国做事帮助你们,这总算不错了吧?实际上承认“不是”,想将功折罪,拿以前他对周作人夫妇的经济帮助和现在的“不是”相抵。

  周作人自日本回国后,鲁迅对信子全家仍有接济,鲁迅日记有按月给东京羽太家寄款记载。这又引出谴责信子为人不好,对不起鲁迅之说法,也增强了关于兄弟决裂出于周作人听信妻子谗言一说。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谈此事,对信子采取片面指责态度,说她“有歇斯台里性”,对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亦指责周作人“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但对决裂的真实原因,许寿裳亦讳莫如深。

  郁达夫和川岛谈及此事,涉及周作人信子一方与鲁迅决裂的理由。一九三九年,郁达夫发表《回忆鲁迅》一文,触及弟兄决裂的原因和性质:“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一九七五年,当年住在八道湾的章川岛(章廷谦)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

  这样,出现“失敬”说、“调戏说”和“听窗”说。此说越出所谓经济问题或“听信谗言”,涉及性和道德问题,这可能正是许广平(鲁迅未对许说实话或许避讳实情)、许寿裳等人所回避的。

  “失敬”一辞模糊,“调戏”是性侵犯行为,“听窗”则属于听淫癖,与窥淫癖构成一对不正常的性心理。偏偏许寿裳谈鲁迅时曾透露,鲁迅到仙台后,在给许的信中,谈同学在浴室窥裸女:“同学佯狂,或登高而窥裸女。”仙台男女浴室之分,隔一道矮木板,是日本人风习,而登高窥裸女者,未必无鲁迅。

  对于性问题和性行为,周作人这样看:“从前在《夜读抄》中曾经举例,叙说蔼理斯的意见,以为性欲的事情有些无论怎样奇异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的。这就是说,假如这异常的行为要损害他自己的健康,那么他需要医药或精神治疗的处置。其次假如这要损及对方的健康或权利,那么法律就应加以干涉。这种意见,我觉得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急进,据我看来,还是很有点合于中庸的吧。”(《回想录》“拾遗〈寅〉”)这是他当年处理与鲁迅关系的基本态度。

  展开全部周作人是伪满洲政府的教育部长,换句话说就是汉奸,鲁迅是革命战士。这是不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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